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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的发展完善

     醉驾入刑是我国刑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加强对醉驾惩治与防范的体现。目前来看,醉驾人刑及其付诸司法实践已经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据报道,自2011年5月1日醉驾人刑实施一周以 来,各得了明显的效果,“五一”期间,全国道路交通情况平稳,未 接到发生严重拥堵和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报告,酒后驾驶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而从2011年5月1日至5月30日,北京被交警查获的酒驾行为共有1024起,同比下降 81%,其中醉驾89起,下降71 。2%。特别是在高晓松醉驾案件发生之 后,北京每天发生醉驾的平均数明显走低。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刑法修正案(八0第22条对醉驾人刑的立法,是在现有立法框架下 的酌情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醉驾人刑的内容和方式还将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一)对象方面:由机动车扩大至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 。目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八0第22条规定的危险驾驶的对象仅 限于机动车。其立法初衷是考虑到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或者驾驶船 舶、航空器追逐竞驶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较少出现。但从加强立法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的角度看,我国应当将危险驾驶(包括醉酒 驾驶)的对象由机动车扩大至包括机动车、船舶、火车和航空器在内等 多种交通工具。这是因为:

   第一,醉酒驾驶船舶、火车、航空器等的行为在实践中也时有发生。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机动车拥有量惊人。据统计,截至2010年末,北京市机动车拥有量为4809万辆,比2009年末增长19. 77%。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为374.4万辆,私人汽车中轿车拥有量为2719万辆,分 别比2009年末增长24.79%和26.59%。

      与此相比,我国船舶、火车和航空器的拥有量则要少之又少,出现醉酒驾驶的情形也相对要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等的行为就不会出现。我国也出现过醉酒驾驶船舶肇事的案件,国外还出现过飞行员醉酒驾驶的案件。(乔治"拉佩尔现年49岁,有20年飞行经历。英国《每日邮报》2011年1月24日 报道,拉佩尔2010年11月现身英国希思罗机场,满身酒气,遭安全人员拦下。酒 精检验结果显示,拉佩尔血液内酒精超标3倍多。拉佩尔原定当天与另外两名飞 行员一同驾驶波音767塑客机,搭载240名乘客飞往美国底特律。然而,他却醉醺醺地告诉安全人员目的地为纽约。英国艾尔沃思一名法官于2011年丨月21日判 处这名飞行员半年监禁。参见“美飞行员喝醉酒”,载《南国都市报》2011年1月 26日。]〕。

       对这些行为,也需要运用刑法加以规制,以免出现立法漏洞。 第二,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火车等交通工具的行为的危害性不亚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的重要原 因在于以醉驾为代表的危险驾驶行为的危害严重,需要运用采取刑罚 手段予以严惩。不过,与醉酒驾驶机动车相比,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火车的危害性因其运载的人员、物资通常更多,其行为一旦出现,其危 害性通常也更大。因此,考虑到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火车等交通工具的这种严重危害性,我国也有必要采取扩大危险驾驶对象的方式将其纳入到刑法惩治的范围。

   第三,将船舶、航空器、火车等交通工具纳入危险驾驶的对象范围,是严密我国刑事法网的需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对驾驶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火车等肇事的行为,分别设有交通肇事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等,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此情况下,《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却只规定了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可以人罪,将醉酒驾驶船舶、航空器、火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从严 密刑事法网的角度,我国有必要将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纳人危险驾 驶的范围。

   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当扩大危险驾驶罪的驾驶对象,将船舶、火车、航空器等主要的交通工具也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范畴。

   (二)情节方面:立法上应增加醉驾入刑的情节限制

   关于醉驾人刑的情节,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应当对醉驾人刑增设情节的限制。笔者也曾主张对醉驾人刑在 立法上设置一定的情节。但是,最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 醉驾入刑并没有设置情节。

   虽然根据刑法典第13条“但书”的规定,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醉驾都应一概入罪,但是笔者以为,从立法科学的角度看,对醉驾入刑立 法上应当增设一定的情节限制。这是因为:第一,对醉驾人刑增加情节严重的规定,有利于从立法上区分道路交通管理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限,防止醉酒驾驶的行为过度人罪,从而减轻公检法机关的负担,节约刑法资源。第二,对醉驾人刑增加情节严重的规定,有利于将醉酒驾驶的既遂形态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对醉酒驾驶者予以合理的人权保障。第三, 对醉驾人刑增设一定的情节限制,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法典总则第13 条“但书”的规定,从而做到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充分协调,同时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总之,为了更好地贯彻刑法典第13条“但书” 的规定,同时也为了提高刑法惩治的针对性,未来我国应当 对醉驾入刑在立法上增设一定的情节限制,即要求醉驾行为达到情节 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的程度才入刑。

   (三)行为方面:应增加与醉驾类似的危险驾驶行为 关于危险驾驶的行为种类,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研拟、立法审 议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应当增加危险驾驶的行为类型。而事实 上,除了醉酒驾驶、飙车之外,实践中还有很多危险驾驶行为,如吸毒后 驾驶、无证驾驶、驾驶不具备安全性能的车辆、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 向行驶、单行道超速等。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醉酒驾驶和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为此,我国应当考虑将吸毒后驾驶等 较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人罪。

     应当说,从当前我国社会上多发、频发的危险驾驶行为类型看,醉 驾和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无疑更为常见、更具代表性。不过,刑法立法既要考虑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刑法 立法,同时也要保持适度的超前性。否则,如果只有当某种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在一定时期突显时,刑法才启动立法程序完善刑法,那么刑法立 法将永远处于被动的滞后状态,其法律效果也难以有效发挥。因此,虽然就目前而言,吸毒后驾驶、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向行驶、单行道严重超速等行为不如醉驾那么常见多发,受社会关注度也不是很 高,但从立法的超前性和科学性的角度看,我国应当将这些严重的危险 驾驶行为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之中。

   (四)形态方面:扩充危险驾驶罪的内涵,使其涵盖醉驾的危险 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情形

   从罪名的角度看,当前我国刑法典对醉驾采取的是分类设置罪名的方式,即根据危险驾驶行为及其后果的不同,分别适用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由于这些犯罪的界 限并不是很清晰,特别是在危险驾驶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害结果,对其如何适用法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危险驾驶的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出现了结果,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定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怎么协调它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关系?对此,增设的危险驾驶 罪应同时包含危险驾驶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我国也有其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主张。

  将危险驾驶罪设置为一个同时包含危险驾驶的危险犯、 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情形的犯罪,具有两方面的好处:

   第一,有利于合理解决0前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定罪上的难题。虽然从理论上看,危险驾驶罪、交通 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危害结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实践中,对于一些醉驾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行为的定罪,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做法不同。〔[〔63〕如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长安街英菲尼迪车祸案”的肇 事者陈家作出一审宣判,陈家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附带 民事赔偿366万余元。判决书显示,2010年5月9日5点36分左右,陈家酒后驾 驶英菲尼迪牌轿车在朝阳区东大桥路超速由北向南行驶至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 路口时,违反交通信号管制,从后面冲撞等候交通信号放行的35岁的陈伟宁驾驶 的菲亚特牌轿车,继而又撞向正常行驶的639路公交车左前側,后被迫停止行驶, 陈家弃车逃逸,造成陈伟宁及6岁的女儿死亡,陈伟宁的妻子33岁的王辉重伤,69 岁的公交乘客刘某受伤。〔参见“英菲尼迪车祸案司机陈家被判无期表示要上 诉”,载(京华时报》2011年5月21日。)但对同类行为,以前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也 有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做法。]〕这是因为,要 在实践中准确认定行为人醉驾时主观上对危害后果的发生究竟是过失 还是间接故意,是很困难的。相反,如果将目前《刑法修正案(八〉》第 22条的危险驾驶罪设置为一个同时包含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 情形的犯罪,就可以统一对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犯罪的定罪,从而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第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危险驾驶犯罪惩治的罪责刑相适应。 在实践中,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情形多种多样。从罪责刑相适应 的角度看,有的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但如果对其 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又容易显得处罚过轻;有的危险驾驶肇事行为 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果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时处罚,又显得处罚过重;还有的危险驾驶肇事行为以交通肇事 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处罚均不合适,但以危险驾驶罪进 行处罚又显得过轻。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的情况,与我国关于危 险驾驶及其肇事行为的分别定罪相关,使得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的 刑罚上不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罚又下不来。为了合 理解决这一难题,应当将危险驾驶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 加重犯的情形合并处理,设立一个同时包含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 犯情形的危险驾驶罪。

   (五)刑罚方面:合理设置主刑并增设附加刑 在法定刑方面,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 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应当与责任相协调;二是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应当 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法定刑相衔接;三是主刑应当 与附加刑、非刑罚方法相配合。以此为基础,未来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发 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合理设置主刑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主刑设置,笔者认为,在涵括危险驾驶的危险 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情形的基础上,应当注意两点:

   第一,慎重设置死刑。基于现实中危险驾驶特别是醉酒驾驶造成 的人员伤亡较多,对于公共安全的威胁较大,社会危害性较重的现实状 况,似乎应对危险驾驶罪设置死刑。但是,基于我国慎杀、少杀的刑事 政策,而且在醉酒驾驶属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而造成严重后果的 情况下,与直接故意采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相比,行为人主 观恶性相对较轻,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相当一部分案件没有达到罪行 极其严重的程度而不宜配置和适用死刑。我国不 宜对危险驾驶罪设置死刑。

   第二,合理、分段地设置自由刑。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对危险 驾驶及其肇事行为的自由刑设置可以考虑两点:一是考虑危险驾驶及 其肇事行为存在的三种状态,可区分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三种 不同情形,将自由刑分为三段,即“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造成严重 后果的”和“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二是参照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设置,可以将危险驾驶三种不同情形下的 主刑分别设置“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三个法定刑幅度。

     适当设置附加刑   

     危险驾驶罪的附加刑问题主要涉及财产刑和资格刑的设置。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在保留危险驾驶罪现有财产刑的基础上,对其增设资格刑。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保留现有危险驾驶罪的财产刑。为了有效地遏制酒驾、 醉驾等危害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 规定了财产刑,如韩国《道路交通法》规定,违反规定醉酒驾驶者, 或者警察有相当理由认为驾驶人员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人员拒绝酒精检验的,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也正是考虑到财产刑对惩治危险驾驶行为所可能具有的积 极作用,《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对危险驾驶罪规定了“并处罚 金”。对此,在未来的危险驾驶罪刑罚设置中,这一财产 刑应当予以保留。不过,考虑到未来的危险驾驶罪可能同时包含 危险驾驶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在危险驾驶罪的 财产刑设置上,除了罚金刑,还应当规定没收财产刑,以惩治特别严重的危险驾驶肇事行为。

   第二,适当增设资格刑。目前我国刑法典中的资格刑比较单一, 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也正因为如此,《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 驾驶罪没有设置资格刑。有关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这种资格剥夺, 则主要是规定在2011年4月22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不过,对危险驾驶者的资格如果不进行刑法上的否定评 价,会削弱刑法规制和防范这类犯罪的功能。与我国内地的做法 不同,在我国香港地区,两次或者多次实施醉酒驾驶犯罪的,一般要吊销不少于2年期限的驾驶执照,并处罚金。在未来条件成熟时,我国应当针对驾驶类犯罪增设专门的资格刑。

   总之,作为《刑法修正案(八0的一大热点、亮点,醉驾人刑反映了我国要求严惩醉驾的公众诉求,也是我国刑法加大民生保护的立法体现。对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紧扣《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原意,审慎司法。与此同时,随着刑法立法的不断发展,我国醉驾入刑的刑法规 范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以不断提升刑法惩治和防范醉驾及其肇事行为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本文作者赵秉志先生)













































文章来源:www.szjtpc.com




标签:醉驾,醉驾入刑,酒驾,危险驾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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